联合国即决处决和法外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阿格尼斯·卡拉马尔和联合国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戴维·凯伊在所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王储可能参与了对贝索斯的监视，试图影响《华盛顿邮报》对沙特阿拉伯的报道。这些指控强化了其他报告的类似指控，指出对被视为对手的人以及对沙特当局具有更广泛战略意义的人（包括国民和非国民）进行有针对性监视的模式。这些指控也适用于正在进行的关于王储参与2018年谋杀沙特和华盛顿邮报记者贾迈勒·卡舒吉的案件指控评估。

声明表示，贝索斯和其他人的手机被指称遭到黑客攻击，要求美国和其他相关当局立即展开调查，包括调查王储是否以持续、常年和直接的方式亲自参与了针对被认为是对手的人的行动。

贝索斯受到监视据称是通过一家私营公司开发和销售的软件。两位人权专家指出，这一软件在使用不受司法控制的情况下被转移给政府，这是不受约束的营销和使用间谍软件所造成伤害的一个具体例子。声明表示，通过数字手段进行的监视必须受到最严格的控制，包括司法当局以及国家和国际出口管制制度的控制，以防止滥用。它强调迫切需要暂停私人监视技术的全球销售和转让。

两位人权专家指出，贝索斯遭到黑客攻击和监视的情况和时间也加强了美国和其他相关当局应对指控开展进一步调查的佐证，这些指控是王储下令、煽动或至少是知道谋杀计划但未能阻止在伊斯坦布尔对卡舒吉进行的致命攻击。

贝索斯手机被“黑”细节

两位人权专家表示，在沙特阿拉伯理应调查杀害卡舒吉的件并起诉其认为负有责任的人的时侯，它却秘密开展了一场针对贝索斯和亚马逊的大规模在线运动，主要针对的是作为《华盛顿邮报》所有人的贝索斯。

这两位人权专家最近了解到贝索斯的苹果手机在2019年的一项取证分析结果，该分析以“中到高的可信度”做出评估结论：他的手机在2018年5月1日被沙特阿拉伯王国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个人使用的WhatsApp账户发送的MP4视频文件渗透。根据分析，王储和贝索斯在据称黑客攻击的前一个月交换了电话号码。取证分析发现，在从王储账户收到MP4视频文件后的几个小时内，贝索斯手机中的数据开始前所未有地大量泄露，泄露量突然增加了29156%。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据外泄仍未被留意，贝索斯手机速率比接受萨勒曼视频前数据输出基线高出106,032,045%。

两位人权专家指出，沙特以持不同政见者和被认为的反对者为目标的其他证据也强化了这些指控。例如，美国对两名推特公司雇员和一名沙特国民提起刑事诉讼，因为他们“在获取某些推特用户账户中的私人信息以及向沙特阿拉伯王国官员提供这些信息方面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这三个人都被指控为沙特阿拉伯的非法代理人，据美国检察官称，他们在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指挥和控制下，参与“针对持不同政见者和知名批评者并从他们那里获取私人数据的活动”。

贝索斯被视为“反对者”

人权专家指出，关于贝索斯手机遭到黑客攻击的指控也符合广泛报道的王储在领导打击异见者和政治反对派运动中的作用。贝索斯的手机被黑客攻击发生在2018年5月至6月期间，贾迈勒·卡舒吉的两个亲密伙伴叶海亚·阿西里和奥马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手机也被黑客攻击，据称使用了同样的恶意软件。

贝索斯的手机在2018年5月遭到黑客攻击时，贾迈勒·卡舒吉是《华盛顿邮报》的著名专栏作家，他的文章越来越引起人们对王储统治的担忧。2018年10月2日，沙特政府官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杀害了卡舒吉。《华盛顿邮报》迅速开始对这一失踪和谋杀调查进行大量报道，并扩大了对沙特阿拉伯王储实施统治的其它一些相关方面的报道。

根据取证分析，在贝索斯的手机遭到黑客攻击后，王储于2018年11月和2019年2月向贝索斯发送了WhatsApp信息，他被指称透露了贝索斯个人生活的私人和机密信息，这些信息无法从公共渠道获得。在同一时期，贝索斯被沙特社交媒体广泛视为沙特王国的所谓对手。

特别报告员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的一部分。特别程序是联合国人权系统中最大的独立专家机构，是人权理事会独立实况调查和监测机制的总称，处理世界各地的具体国家局势或专题问题。特别程序专家在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他们不是联合国的正式工作人员，也不在联合国领取工资。他们独立于任何政府或组织，以个人身份为联合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