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中国“同志”等性和性别少数群体境遇有待改善——访中华女子学院刘明辉教授
人权
为纪念性少数群体权益斗争50周年，纽约在这个6月启动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骄傲庆典”，50多场活动横跨整个六月，预计将吸引300多万人参与，大街小巷的许多商铺都挂上了彩虹旗。在“骄傲月”期间，联合国新闻也就中国性少数群体所面临的一些挑战，采访了与开发计划署合作撰写《跨性别者性别认同的法律承认》评估报告的中华女子学院刘明辉教授。请听钱思文的报道。
中国法律体系中尚无“跨性别”概念
刘明辉教授在梳理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款后表示，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当中还没有‘跨性别’一词。
刘明辉：“到现在为止，中国在法律体系当中也没有‘跨性别’这三个字，所有的法律条文当中都没有，所有的判决书中也没有使用‘跨性别’这个词。”
与这一议题最为接近的，是卫生部门于2017年发布的《性别重置手术管理规范》，且其中的要求非常严格。
刘明辉：“跨性别的人如果想做性别肯定手术，也就是我们说的变性手术，必须要‘提供已告知直系亲属拟行性别重置手术的相关证明’，另外，中国成年人的年龄是18岁，年满18周岁，就是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可是这份文件规定，进行手术时‘年龄要大于20岁’，这一点社群也是有意见的。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求没有在婚姻状态。很多人做不了这个手术，一方面是达不到这些条件，还有一个就是没钱，整个手术的费用都必须自行承担，另外，需要服用的一些药物，基本上也都没有纳入医疗保险报销的体系，有些医生甚至不敢开这些药。”
由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起的自由平等运动呼吁让全球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及间性人获得平等权利和公平对待。
在去年11月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期间，中国代表表示，“中国保护LGBTI（即女性同性恋、男性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人）群体的健康权，向所有公民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允许自愿开展变性手术，尊重他们的隐私”。但刘教授在访谈中发现，部分跨性别者由于无法满足手术所需的条件，甚至不惜选择了自残。
刘明辉：“我们在调研中访谈了一位化名叫‘燕燕’的人，是男跨女，1米83的大个子。她一直都想做手术，但是父母不同意。由于无法提供直系亲属的证明，无奈选择了自残，结果引发大出血，险些丧命。我在接触这个群体之后发现，他们变性的愿望特别迫切的时候，如果无法满足相关条件，就会选择自残。所以，我们认为已经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没有必要再让法定代理人签字。”
刘教授表示，对社群来说，更理想的状况，是能够像阿根廷、丹麦、马耳他、爱尔兰、挪威、法国、比利时、英国、美国加州等国家和地区那样，无需经过手术即可改变身份证上的性别。
刘明辉：“社群，尤其是跨性别社群，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伙伴可羡慕了。很多人都希望，对于跨性别群体，最好就按照他们已经成型的性别认知和性别认同，来改变身份证上的性别。”
学历和就业的困境
目前，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当中并没有明确禁止歧视性少数群体的条款，这一群体在就业过程中常会遭到歧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去年11月的普遍定期审议期间，也建议中国政府“在劳动和就业法中纳入禁止任何形式，包括......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
曾经引发广泛关注的“中国首例跨性别者就业歧视案”，就是由刘教授出庭代理的。
刘明辉：“原告C先生是女跨男，他在贵阳的一家体检中心只上了7天班，就被人说成是‘男不男、女不女’，人事主管说他影响公司的形象，就把他辞退了。这个案子胜诉之后，反响非常强烈，对社群的激励也很明显，今后站出来努力发声和维权的人应该会越来越多。”
2016年2月，联合国发行了六枚支持性少数群体平等权利的纪念邮票。
而就算是经历了性别重置手术，领到了新身份证的人士，在学历和就业方面仍会遇到困难。
刘明辉：“调研发现，很多人在手术以后，身份证改了，有的把名字也改了，但是，在改学历和学位证书的时候，又遇到了障碍。因为只有教育部才能修改学历和学位证明上的性别，而教育部的管理又非常严格。有的跨性别者已经拿到了硕士文凭，由于无法修改性别，只得又以新的身份重新再读一次。另一些人没有条件重读，他们的文凭就得不到招聘单位的认可，单位认为，文凭上性别一栏的信息不一致，无法证明获得文凭的就是求职者本人。”
刘教授指出，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学历文凭上并没有标注“性别”一栏，也不影响求职者在应聘时证明自己的学业背景、专业知识和技能等级。刘教授和其他学者建议，在文凭上标注“性别”的做法尚未变革之前，应当通过立法，授权学校根据跨性别者身份证上的性别信息，更改已发文凭上标注的性别及姓名。
性别不一致并非精神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5月25日通过了对《国际疾病分类》的第11次修订，将“性别认同障碍”从精神健康的分类中移除，更名为“性别不一致”，并重新归入新设立的“性健康”一栏。
在中国，一名曾遭受过催眠和电击等所谓“矫正治疗”的性少数人士于2014年提起的诉讼也获得了胜诉，且判决书中明确认定，“同性恋并非精神类疾病”、“是不能治疗的”。然而，对于包括同性恋和跨性别者在内的性少数群体而言，各种形式的“强制矫治”仍然没有消失。
联合国开发署2014年发布的《“亚洲同志”项目中国国别报告》表示，许多性少数人士被迫接受“矫正治疗”，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收入精神病院，一些女同性恋者甚至遭受了所谓的“矫正强奸”。
刘明辉：“尽管2001年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 （CCMD-3）》，已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名单中剔除了，但很多人还是以异性恋为本位，将性少数群体都视为‘有病’。目前，强制矫治的家长也还是挺多的，一个矫正的‘疗程’有的要收4万块钱，而家长也愿意掏这个钱。2014年的这起案件发生之后，败诉的心理咨询中心因为需求增加，价格还涨了。”
同为23岁的米拉尔（左）和诺兰为了逃避迫害，从祖国埃及来到了加拿大。在发现女儿是女同性恋后，米拉尔的父亲要求她进行“贞洁测试”，甚至威胁会要她的命。而诺兰的家人则对她实施殴打，还把她关进了精神病院。她们的照片在由难民署支持的题为“爱一个人我错了吗”摄影中展出，该摄影展共包含了12个国家、20位性少数难民的肖像。
同志亦凡人
刘教授表示，近年来，性少数群体在法律地位和社会接受度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刘明辉：“和以前相比我感觉还是好一些了，一个改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把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倾向都列入了禁止歧视的种类，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由于C先生的案件获得了较多的关注，他本人的照片也出现在了网络上，大家看到以后发现，原来跨性别并没有什么‘怪’，也并不是什么‘怪物’，就理解了很多。随着媒体的宣传和我们的传播，大量的去推广，确确实实也在引导着公众去消除这种偏见。”
刘教授表示，目前，有一些公司也开始关注这一群体的权益，并推出了性别友好的政策，但真正能够享受的人还不是很多。
刘明辉：“有些公司对于性少数群体还是很包容的，比如说不歧视，还有已经在境外登记的伴侣也可享受产假等等，但是真正享受的并不多，因为这一群体的绝大部分还是没有出柜。联合国开发署2016年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报告显示，真正完全在职场公开身份的仅占5.4%，部分公开的占19.7%，完全没有公开的占74.9%。因为他们太害怕出柜以后受到排挤，也就是说，目前的社会环境还是不友好，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来自叙利亚的苏比是一位难民，也是性少数群体的一员。他在2012年9月逃离了战火纷飞的家乡伊德利卜，于2015年6月来到美国旧金山。在这里，他找到了爱人和一份全新的生活。
说起性少数群体在社会环境中所面临的一些压力、挑战和不便，刘教授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
刘明辉：“我就看见一个性别酷儿，头发特别短，穿着也都是男性化的，我们一起去上卫生间的时候，一位清洁人员就把她拦了下来，说你怎么能上女厕所呢，我赶紧在后面跟对方解释，我说她是女孩，这才把她放过去。类似这样的事也是常有发生的，而中国公共资源分配当中对这个考虑的又少，无性别的厕所又太少了。”
要进一步改变目前的现状，刘教授表示，仅仅靠立法仍然不够。
刘明辉：“这一群体的很多人仍然被认作是‘有病’的，仍然是被‘污名化’的，部分家长也仍然是有暴力的，部分学校也发现有霸凌的。如果真要改变这一现状，不光是立法，更重要的还得从教育抓起，所以我们也建议教育部，对教学大纲进行一些修改，加入有关多元性别的内容，同时把对于这一群体不恰当的认定和表达从教材中移除。”
今年的“国际不再恐同日”，联合国自由与平等运动呼吁让每一个人获得正义、保护与平等。
同性婚姻、伴侣权还有多远？
今年5月17日的“国际不再恐同日”，台湾地区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开亚洲之先。但刘教授表示，同性婚姻合法化要在中国内地实现，目前看来尚需时日。
刘明辉：“台湾地区推动的力量非常强，在性别平等和反对性骚扰等其他方面也都远远比我们进步。在内地，社群也开始重视依法维权和立法倡导等领域，但部分立法专家年龄偏大，立场相对正统和保守，非常重视传统秩序和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从来没有接触过性少数群体，甚至不知道性少数群体是什么，要转变他们的观念还是比较难，因此我觉得还是比较远。”
此外，比起同性婚姻，内地的部分社群似乎更加渴求伴侣权。
刘明辉：“比起登记结婚，社群似乎更加渴望能够有一部《伴侣法》，让他们在同伴生病，需要做手术的时候，能够作为亲属在手术同意单上签字、能够一起收养子女、互相继承遗产。他们希望目前正在修正的《民法典》第三编‘婚姻家庭’中，能够将经过登记的伴侣定义为家属或是亲属，授予伴侣的相关权利，能够享受丧偶抚恤金，能够在同伴遭遇意外事故或是其他侵害时，请求损害赔偿等等。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与民法专家沟通的渠道，还看不出来有谁能替他们‘代言’。”
钱思文，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