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在纽约总部举行年会期间，在荷兰和乌拉圭政府的支持下，一场题为“促进性工作者获得社会保护的权利”的研讨会也在总部举行。

来自新西兰的著名性工作者权益倡导者凯瑟琳·希利夫人（Dame Catherine Healy）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希利：“我曾经是一名性工作者，我们对一系列相关的人权问题存在关切，因此我们在80年代成立了一个组织。除了艾滋病是一个紧迫的关切之外，警察和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以及法律本身都是问题。法律不支持我们，而是用来破坏我们的职业、安全和健康，因此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组织来争取权利，改变法律。”

性工作者是社区的一部分；性工作者应该像其他社区成员一样，能够控制针对他们所做的一切，而不是被排斥在有关他们的政策和法律的讨论，甚至社会服务之外。——凯瑟琳·希利

希利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她曾是一名小学老师，但捉襟见肘的生活让她开始从事性工作。

希利：“我在当老师的时候成了一名性工作者。我们有很长的假期，当你假期很长，钱又不够用的时候，这就成为一种现实的解决办法。很多人在他们的主要职业不能支持自己的时候都会去找第二职业。一些年轻人，大多数是女性就从事性工作一段时间，干上几年，我是做了七年。那时我就感到非常关切，这个行业没有任何形式的工会，没有支持。于是我们就谈论这个问题，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组织。32年以后，我们的组织依然生存下来，而且还有一部法律来支持我们。”

希利创办了“新西兰妓女集体组织”，开始为性工作者所遭受的歧视，尤其是被定为罪犯而进行游说。

“联合国在法律和实践中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主席拉达切奇（Ivana Radačić）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她在以个人身分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时表示，认定性工作有罪的做法与对维护和保护人权相悖。

拉达切奇：“我在克罗地亚做了一些研究。我听到性工作者们仅仅是由于站在街头就被逮捕的故事，他们基本上一个月就会被逮捕一次，还因为入狱而失去了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当他们被罚款的时候，不得不又回去重操旧业。这种认定性工作有罪的系统事实上是在支持对性工作者的暴力，而且很明显，如果你被视为罪犯的话——任何一种形式的罪犯，你都不会为了寻求保护而去给警察打电话。因此，罪行化模式对性工作者的权利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

在希利和她的同事们的努力下，新西兰在2003年开始执行了一项改革法案，将性工作合法化。拉达切奇认为，新西兰的做法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拉达切奇：“在我看来，新西兰树立了一个榜样，这种榜样与其他国家的做法相比有很多的优势，因为它让性工作全面合法化，这意味着性工作者与警察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警察从压制性工作者的执法人员变成了保护他们的执法人员，与他们一起合作，解决虐待问题和从业年龄过低等问题。这使得新西兰性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得到了改善。”

2010年，希利应邀在牛津大学参加了一场有关性工作是否应当合法化的辩论，并且赢得了这场辩论。她还获得了诸多奖项，包括在2018年英国女王生日授勋中获得新西兰桂冠夫人荣誉。

希利表示，尽管新西兰已经将性工作合法化，但在新西兰社会就像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对性工作者仍然存在着很多的歧视与偏见。

希利：“我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对性难以启齿，更何况，我们是在谈论商业性的性关系，这使得事情更加复杂。同时，我也认为这同对女性的看法有关，女性和对女性的态度被分成两种，一种是好女人，很明显，性工作者不会被视为好女人。因此对性工作者的污名化在许多国家都很普遍，这也是我们所要致力于去改变的，包括在新西兰。即使在新西兰，我们也难以确保性工作者免遭歧视。”

希利强调，人们应当记住，“性工作者是社区的一部分”；性工作者应该像其他社区成员一样，“能够控制针对他们所做的一切，能够成为讨论的一部分，而不是被排斥在有关他们的政策和法律的讨论，甚至社会服务之外”。

拉达切奇也强调，在国际人权法层面也应当关注性工作者的权利，尤其是那些处境最脆弱的性工作者。 

拉达切奇：“总的来说，国际人权法并没有真正全面考虑到性工作者权利的问题，或者说性工作者也没有充分地利用已有的机制。因此我认为现在的确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不论一个国家的政策如何，现在对性工作者有很多的侵犯人权行为，每天性工作者都由于污名和歧视而遭受侵犯，由于性工作被认定有罪而遭到来自警察和其他人员的虐待，他们的经济权利受到否认。因此，我认为在国际人权法的论坛上应当讨论这些问题，特别是关注那些在街头工作的性工作者，他们完全没有声音，他们很难为了自己的权利而站出来，而且似乎也没有人关心。现在应该让不同的声音都被听到的时候了。”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